曾国藩传

张宏杰

曾国藩，没有显赫的家世，天赋堪称晚清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最差，却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，成就最大，被誉为大清“中兴第一名臣”，且最后全身而退。他的人生经历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。他出身平常，家族五六百年没出过秀才，可谓典型的小镇青年。他智商平常，考了7次才中秀才，却以笨功夫成功打通了科举之路，顺利进入翰林院。他一生崇尚笨拙，以扎实而非机巧取胜。他踌躇满志进京，面对全国精英，发现自己见识狭隘、观念鄙俗，陷入自卑和焦虑。三十而立，他立志学做圣人，研读经典，广交朋友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，在京期间飞速升迁。他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，天下大乱之际，一介书生独创湘军，统率群雄。对抗太平天国，屡战屡败，甚至两次投江自尽，多次深陷绝境。47岁时更被皇帝弃用，陷入人生低谷。蛰居老家两年，他反思自我，最终大悔大悟。重新出山后，为人处世脱胎换骨，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，而且以“结硬寨、打呆仗”战胜了军事宿敌太平天国，位极人臣。他眼光长远，审时度势，面对与洋人的差距，率先抛弃落后观念，倡导洋务运动，师夷长技以制夷。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，最终从笨人到圣人，成为大清王朝的最后领航者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。翻开本书，看曾国藩如何以一种笨拙的精神，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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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说：“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就是说，笨拙胜过机巧。办事笨拙，才靠得住。

晚年，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，人的一生，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：不能着急，也不可懈怠。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，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，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：“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长得万丈高。

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。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，然后你反着来，你可能就成功了。

（1）敬。整齐严肃，无时不慎。无事时心在腔子里，应事时专一不杂。清明在躬，如日之升。（2）静坐。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四刻，体验来复之仁心。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（3）早起。黎明即起，醒后勿沾恋。（4）读书不二。一书未完，不看他书。东翻西阅，徒徇外为人。（5）读史。丙申年购《廿三史》，大人曰：“尔借钱买书，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，尔能圈点一遍，则不负我矣。”嗣后每日圈点十叶，间断不孝。（6）谨言。刻刻留心，第一工夫。（7）养气。气藏丹田，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（8）保身。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：“节劳，节欲，节饮食。”时时当作养病。（9）日知所亡。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，有求深意是徇人。（10）月无忘所能。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。不可一味耽着，最易溺心丧志。（11）作字。饭后作字半小时。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功课。凡事不留待明日，愈积愈难清。（12）夜不出门。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。

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，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。曾国藩的智商平常，一个秀才考了七次。身体禀赋很差，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。出身也很平常，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。年轻的时候，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，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。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，完成了脱胎换骨、超凡入圣的变化，达到了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的境界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。

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。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，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。
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锋芒毕露，人必非之。

做事平心静气，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，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；更多地揄扬他人，表扬他人的长处；做事有始有终，越到后来越慎重；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。

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，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，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，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。说白了，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
《易传》中说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。”当一个人的地位、权势、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，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。稍微处理不慎，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。因此，越是辉煌的时候，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趋福避祸。

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的，并无定见，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，热衷于低成本爱国。但一旦有事，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[插图]，因此并不足以依恃。

“天下无易境，天下无难境；终身有乐处，终身有忧处”[插图]。

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，曾国藩应该归入“非典型类清官”。也就是说，骨子里清廉刻苦，表面上和光同尘。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“清官”，而是做大事。

在对外交往中，不要争面子，而要争里子。不要争小处，而要争大处。

学于古，则多看书籍；学于今，则多觅榜样。

作为学生，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合作，也有过多次冲突，但是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，懂得有进有退。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

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，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：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。”这是一句湖南土话，好汉被人家打掉了牙，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，要咽到肚子里，继续战斗。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，而是卷起铺盖，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，前往僻静的衡阳。全省官员瞧不起我，我不争一日之短长。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，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，那时自会分出高下。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！

然而，事实证明，“明练”、善应对、小聪明，在天下大难前是没用的。真正起作用的，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、扎实、从根本上做起。

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也’

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，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。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，再找出要害，把握关键。每次处理完了之后，还要总结经验教训，为下一次作参考。“智慧愈苦而愈明”[插图]，是他的切身体会。

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。

曾国藩终于认识到，行事过于方刚者，表面上似乎是强者，实际上却是弱者。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，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。所谓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，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”。所谓“大柔非柔，至刚无刚”

曾玉屏却不信邪，曾国藩后来总结说，老头一生有“三不信”，不信看风水的地仙、不信医生、不信和尚道士，只信人定胜天。

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，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，亲自体验，勇于尝试，勤于尝试。做事讲究身到、心到、口到、眼到，特别强调要“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”[插图]。经过反复试验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。曾国藩建军，确实筚路蓝缕。

古今中外，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，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，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，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，牢牢把握长远与眼前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。

看曾国藩的一生，与上级交往，是很注重分寸的，从不失态。他和穆彰阿交往，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，走动并不是特别勤，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，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。

(1)敬。整齐严肃，无时不慎。无事时心在腔子里，应事时专一不杂。清明在躬，如日之升。 (2)静坐。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四刻，体验来复之仁心。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 (3)早起。黎明即起，醒后勿沾恋。 (4)读书不二。一书未完，不看他书。东翻西阅，徒徇外为人。 (5)读史。丙申年购《廿三史》，大人曰：“尔借钱买书，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，尔能圈点一遍，则不负我矣。”嗣后每日圈点十叶，间断不孝。 (6)谨言。刻刻留心，第一工夫。 (7)养气。气藏丹田，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 (8)保身。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：“节劳，节欲，节饮食。”时时当作养病。 (9)日知所亡。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，有求深意是徇人。 (10)月无忘所能。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。不可一味耽着，最易溺心丧志。 (11)作字。饭后作字半小时。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功课。凡事不留待明日，愈积愈难清。 (12)夜不出门。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。

什么是君子呢？“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，可以处乐，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”在任何环境下，都能找到快乐和内心宁静的人，才是君子。

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三步：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。

大家都以落第为耻，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！

一个高明的军事家，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。所谓战略，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，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、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，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。

，曾国藩喜欢听好话，也能听坏话。做事能决断、有霸气，但都是凭情理。用人处事，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，都值得学习。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，其实思维极缜密。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，实际上办事极精细。

人这辈子，最难去除的是嫉妒和贪求。所谓“不忮”，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。“不求”，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。

从这次经验中，曾国藩更是领悟到，对于有志者来说，挫辱是最大的动力，打击是最好的帮助。咬紧牙关，把挫辱活生生吞下，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。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。

是他在谈判中能分清主次，大事上毫不退让，小处则稍做妥协。曾国藩在外交上有一句著名的话，叫“大事苦争，小事放松”，一定要分清主次。

相比之下，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。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，且其所深交，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。曾国藩一生功业，半受朋友之助。他事业的成功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是善于用人的结果。反过来说，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对朋友提携报答，不遗余力。

先打弱敌、首战必胜，历来是用兵重要原则，这样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，为军队开个好头。

人们提起曾国藩，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：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。其实除此之外，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培养人才。

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。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保守，但是在根本问题上，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勇气。为了挽救朝廷，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

曾国藩原“以忠诚为天下倡”，以为仅凭忠义相激，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，但阅历既久，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。他认识到“不妄保举，不乱用钱”，则“人心不附”，只有诱之以“名”，笼之以“利”，才能网罗天下英才。

曾国藩后来说，如果他有时间，就会写一本“挺”经，所谓“挺”，就是指在危急时刻，能坚持住。对于这样的“挺”字精神，曾国藩称之为“竖起骨头，竭力撑持”。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，作为“挺”字的注脚：“养活一团春意思，撑起两根穷骨头。”

曾国藩是理学家，在他眼中，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。因此，在曾国藩看来，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，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。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。

自卑的人，最在乎的是你看不看得起我。上台之后，他之所以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的礼仪，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。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，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。

这次入场，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。通过苦苦反思，以前学了十几年没有学通的他，感觉打通了关节。曾国藩悟到了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、真感觉，把道理讲通讲透。看过考题后，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，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，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，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，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。几场下来，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好。

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，而考举人却如此顺利呢？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，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。事实证明，被学台“悬牌批责”，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。

做大事的人至少要往前看三步。当初曾国藩在大规模裁撤湘军的时候，留有后手，那就是“裁湘留淮”：他虽然将手中的湘军遣散，但是却保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所部的淮军。

同时曾国藩用人，还有一个宗旨，那就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。

李鸿章文笔优长，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。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。别人怕事，他则喜事。局面越乱，责任越重，他越高兴。

湘军的出现，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，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。

剑戟不利，不可以断割；毛羽不丰，不可以高飞

也就是说，这些天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，心里非常愤懑。但是我细思古人办事，岂不也是我和一样，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。如果怒他人之拂逆，必欲使之顺从，就会采取霸道手段，诛除异己。时间长了，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，给自己带来祸患。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，修炼自己的心性，委曲求全，而且还以没有“对立面”而忧心，这才是圣贤的用心。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来磨砺我的心性。

最关键的是，一个王朝到了末期，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、资质脆劣，缺乏做大事必要的毅力和担当。咸丰就是这样。事实证明，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，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而已。等这股冲劲过去了，他就疲软下来了。

曾国藩关于外交的另一句名言是“大事苦争，小事放松”。

然而，这两次挑战“大名大位”者，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的破洞。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，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，曾国藩打破了“官官相护”的潜规则，成为官场上的异类。

正如《聊斋志异》中所描写的那样：“秀才入闱，有七似焉：初入时，白足提篮，似丐；唱名时，官呵吏骂，似囚；其归号舍也，孔孔伸头，房房露脚，似秋末之冷蜂；其出场也，神情惝恍，天地异色，似出笼之病鸟……”

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，遇事做加法。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，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，遇事做减法。

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，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，化险为夷，渡过难关。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，而身败名裂、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。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、政治嗅觉之灵敏，审事详明，处事果断。

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。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，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、全面的分析，从大处落墨，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。他曾经说：“军中阅历有年，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。”

战。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的，并无定见，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，热衷于低成本爱国。但一旦有事，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[77]，因此并不足以依

一个人一生的发展，与名望关系很大。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，不能给人以口实。如果不拘小节，经常做出引起物议的事，则小事积累起来，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，把一个人吹倒：

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，官军用命，勇敢无畏。

升官之后，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，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，开始写《绵绵穆穆之室日记》。这些日记体例特别，每日日记分为八栏，分别为“读书”“静坐”“属文”“作字”“办公”“课子”“对客”“回信”，每日按格填写。

遇事退缩，是指遇到什么事，大家你推我我推你，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，只知道向皇帝请旨。务小不务大，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，开个会，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，茶杯都洗得很干净，会务办得很用心，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、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，没有一个人敢说，也没多少人敢想。

事实证明，慈禧不具备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知识与能力。她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。诚然，她精通传统的统治术，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，可是她并没有一个成形的治国理念，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。这样的人，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。

我对个人得失没什么想法，怕的是如果不好好准备，轻率出动，失败之后，整个天下就没有人敢于继续尝试镇压太平天国了。

只有曾国藩一个人，一不要钱，二不要利，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。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。

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：一个是自己能不能成为圣贤，挽救国家；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。在曾国藩心目中，家族的分量，不亚于朝廷的兴亡。

曾、胡二人，可谓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、相互砥砺、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。

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，强干弱枝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。所谓“强干弱枝”，出自《史记》，意为加强主干，削弱枝叶，比喻削减地方势力，加强中央权力。

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：江苏、江西和安徽。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？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，叫江南省。

在京期间，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。在幕府中，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。现在，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，建军。

如果后代有能力，不给他们留遗产，他们也能凭本事生活得很好。如果后代不争气，你多给他留一文钱，他就多造一份孽，败坏家族的名声。

曾国藩主要收纯朴的农民，而且是山农。因为中国有句古话，近山者仁，近水者智。“山僻之民多犷悍，水乡之民多浮滑，城市多游惰之习，乡村多朴拙之夫，故善用兵者，尝好用山乡之卒，而不好用城市、近水之人。

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，是纠缠了他一生的“科举情结”和“瑜亮情结”。

为了更深入、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，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——江南制造局。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，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。

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？两条：一条是“满汉之分”，另一条是“强干弱枝”。

风骨者，内足自立，外无所求之谓，非傲慢之谓也。

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，那就是“以静制动”“自固为本”。

因为官员送礼，送的不光是钱，还是人情。你一点儿不收，就显得你“不近人情”，这不符合曾国藩“和光同尘”的作风，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。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，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低的收下来。

胡林翼的性格特点是明敏、坚毅、精于权术。此时他已经以极为高明的手腕，笼络住了湖广总督官文。

官场上讲究“亮相”。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，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。

事实证明，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。

但是作为曾国藩的克家之子，曾纪泽拥有一项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：毅力。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，父亲的很多优点，他都继承下来了，特别是对恒心的重视和践行。他和曾国藩一样，“读书不二”，做事也有头有尾，一旦开了头，就绝不会中止。

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，完成了湘消淮长、曾李瓜代的过程。

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中国文化。钱穆认为，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，是可能成功的；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，那就不可能成功了。

江南大营的失败，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，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瓦解。事实证明，要消灭太平天国，只能按曾国藩说的“先剪枝叶，再拔本根”，从上到下一步步来。

府君（父亲）既累困于学政之试，厥后挈国藩以就试，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，又久不遇。

曾国藩认为，人才“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”。天生大才极少，中等以下人才都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。[26]

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，在矛盾激烈、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”[插图]。

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，已经接近崩溃。做了十年的皇帝，挑了十年的重担，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自己不适合当这个皇帝，什么事情，他越是投入指挥，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。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，来到了边远的热河，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得他顿感轻松。

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。1872年8月11日，第一批三十名幼童，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，远赴美国留学。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，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这一天，距曾国藩去世正好五个月，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。

“行年八十尚称童，可云寿考；到老五经犹未熟，真是书生。”

中国历代农民起义，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，但是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（虽然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发挥）。历代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有计划地消灭中国文化，但是为了统一思想，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“妖”书“妖”术，要焚毁所有中国经典，扫灭所有中国传统信仰。

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，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。虽然致力理学，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。

所以兵不在多而在精。曾国藩提出裁兵五万，这样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，用来练兵。应该说，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，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。

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，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，用“拖”字诀，拖以待变。

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不合理。在这种财政制度下，惩罚的是清廉之员，鼓励的是贪官。

应该说，左宗棠的一生事业，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。然而在攻下南京之后，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恶化。

然而官场的潜规则是，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，宣布禁令，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，不遵守这些禁令，这才叫“各得其所”，皆大欢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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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做到用之无误，不仅要察言观色，还要试之以事，验之以效。